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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。
此前他被自己贬斥，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，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。
大理寺也叫廷尉，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，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，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。
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，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，而是自此之后，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。
等泰山军入京都，自然是要定名分，安民心的。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，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。
于是，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。
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，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，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，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，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。
不仅审理得快，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。
当然，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，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，并没有多出彩。
但在这个以《春秋》决狱的时代，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，谁的道理对，谁就合法，反之就违法。
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，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。
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，就是那本《公羊传》。
众所周知，汉代都是按照《春秋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，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。
《春秋》有三经，分别是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。
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，但概要言之，那就是《左传》多叙于事，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则多释于义。
而这当中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。
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，其中以《公羊》为进步，多主张变革，而以《谷梁传》为保守，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。
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《公羊》和《谷梁》的公案，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。
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《公羊》的，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，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，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，开拓进取。
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《公羊》，但忽然有一天，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，《谷梁》如何。
当时朝野就明白，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，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，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。
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，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，国力消耗非常大，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，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。
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，天下骚然，民户多逃亡，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。
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，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，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。
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，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，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。
可以说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，《公羊》与《谷梁》只是阶段的不同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。
所以此两经，虽然看似对立，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。
可这两经在和《春秋》三经的另外一经《左传》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，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，即今、古经文之争。
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，烧毁了儒家典籍。
等到汉初时要重修《五经》时，就只能由幸存诸儒口授，然后以隶书释之，谓之今文。
而古文呢？则是在汉以后的过程中，不断有民间人士发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，然后上交给朝廷，这类经典就被称呼为古文。
所以换句话说，从传播的前后来看，反而是今文最早，古文反而是后面才出来的。
当年儒家的《五经》都有古今不同经典，这里面的差别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、章节等形式的不同。
比如《春秋》一经中，《公羊》与《谷梁》就是今文，《左传》就是古文。
但发展到了后面，这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已经引发了两个学术群体的利益的对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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